纳粹掠夺品流入苏黎世美术馆？

纳粹掠夺品流入苏黎世美术馆?Ariane Gigon

09.00.2015

对于寻找纳粹掠夺艺术品的下落,苏黎世布尔勒收藏展览馆是否尽力而为了?在苏黎士美术馆即将收纳布尔勒的众多收藏之时,这一话题再度引起热议。瑞士联邦有意支持美术馆进行藏画来历的调查工作。

历史学家兼记者Thomas Buomberger和美术史学家Guido Magnaguagno共同出书,矛头指向军火商埃米尔·布尔勒(Emil Bührle,1890-1956)的艺术收藏。书名《布尔勒的黑册子》(Le livre noir Bührle)就带着明显的火药味。

在这个时候出书绝不是偶然。著作副标题《苏黎世美术馆收藏被盗艺术品?》和苏黎世美术馆(多语)启动扩建(法)的时机正好吻合。布尔勒收藏的很大一部分(包括190幅莫奈、塞尚和梵高的名家之作)将被归于苏黎世美术馆的麾下。该馆的扩建将于2020年结束。

"古利特事件再度掀起关于纳粹艺术品的讨论。"

Tim Guldimann

布尔勒收藏的购买条件已经广为人知。这多亏了伯杰尔委员会(多语,瑞士调查二战的独立专家委员会,Commission Bergier)的工作:1998至2002年间,该委员会公布了多项有关瑞士和纳粹政府往来的调查。

古利特效应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出了这本书?原瑞士驻德国大使Tim Guldimann在关于此书的公共讨论上说道:“古利特事件再度掀起关于纳粹艺术品的讨论。”在艺术品商人古利特建立的同名艺术基金中,某些藏画出处不明,疑似是被纳粹掠夺的艺术品。

而著作的两位作者这样解释他们的著书初衷:苏黎世美术馆是接受公共基金支持的机构,如果它准备收纳来源不明了的藏品,这一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在两位作者看来,追查画作出处的工作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在他们的黑册子中详细列举了19幅藏画的案例。

基金会的回击

书作出版后,布尔勒基金会发布声明(德)指出,19幅作品中的15幅都有确凿可查的出处:“尽管该书作者坚决不愿认可,但事实是:70年前的作品易手记录出现漏洞,这并不自动说明这些画儿就是非法掠夺而来的。”

苏黎世美术馆对质疑声予以坚决的驳斥,其发言人Bj?rn Quellenberg强调:“在过去的两年里,两位作者没有来布尔勒基金或我们美术馆的档案部咨询过一次。”

被盗艺术的概念

Quellenberg补充道:“2010年布尔勒藏品展期间,已经公布了所有掌握到的作品来源信息。这些信息现在仍可在布尔勒基金的网站上查询。”另外一部分从未与公众见面的藏品现在正在接受数码化处理,该项工作也将于2020年结束。

围绕被掠夺艺术品的讨论应该扩展到更广的范畴-这也是《黑册子》作者们的诉求。在他们看来,瑞士应该承认“在遭纳粹政权迫害后丢失”的这一艺术品归类。

例如,如果一幅画的拥有者在危机或遭迫害的情况下出售了藏品,该作品就应该归入此艺术品类别。“如果认为这样的艺术品交易是合法的,这完全是无视事实,” Thomas Buomberger表态道。

他认为,瑞士应该效仿德国的先例-德国在这类调查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在艺术品继承者还没有提出归还要求的情况下,众多藏品就已经接受了调查。

只有在德国被承认

这一类被掠夺艺术品的划分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瑞士联邦文化局掠夺艺术品管理办公室(多语)的主任Benno Widmer 解释说:“瑞士联邦文化局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是唯一在法律框架下引入此概念的国家。”

他继续说,大范围对犹太家庭的掠夺以及博物馆对艺术品的接收-德国这些特别的历史,让其身负特别的责任。德国之所以在“华盛顿原则”(1998年由包括瑞士在内的44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关于纳粹没收艺术品的华盛顿会议原则)的实施上走得比较远,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原因之一。

为了回应瑞士议会的质询,联邦委员会表示对“接受被掠夺艺术品的归类”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条件是国际社会的对此所持的观点也应有所转变。

联邦的新援助

不过瑞士政府已经决定,鼓励对博物馆艺术品出处的调查。2010年的一份报告对2008至2011年间551家机构的相关调查进行了检索。结果显示,在该领域依然存在很多漏洞。

Widmer指出:“对联邦政府来说,对艺术品出处进行调查、公布调查结果,并及时找到对被掠夺艺术品归属的公正公平的解决办法,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针对各种基金藏品和档案的研究工作是博物馆分内的职责。"

Benno Widmer

目前很多博物馆还在抱怨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冗长繁重的藏品来源调查。但从明年开始,这些博物馆就应该停止抱怨了:今年5月,瑞士政府宣布将要对艺术品出处的调查项目予以财政支持(多语)。

Benno Widmer确认道:“我们正在策划援助方案,它到今年年底应该就位。”而财政支持的资金额度还尚未确定。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

苏黎世美术馆对这一鼓励政策表示欢迎。该馆发言人Quellenberg强调,从任何角度来看,苏黎世美术馆对布尔勒基金藏品来源的调查工作都具有表率作用。他说:“我们尽己所能,支持所有调查艺术品来源的项目,并且帮助其实现调查结果的公开化。”

美术馆同时提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档案公开后,很多人收回了艺术品归还的申请。这一情况表示,相关画作不属于纳粹控制下的非正当交易品。

从瑞士政府层面来说,Benno Widmer还指出,2014年9月,犹太人索赔大会对瑞士联邦的努力予以了积极的肯定,称赞瑞士是“在履行‘华盛顿原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的国家之一。

埃米尔·布尔勒 (Emil Bührle)

《布尔勒的黑册子》一书,内容不仅涉及对埃米尔·布尔勒购买艺术品的介绍,还包括布尔勒其人的详尽生平。

历史学家Hans Ulrich Jost撰写的章节《布尔勒的矛盾》这样分析了军火商的心理:“作为在一战前研习过艺术、文学和哲学的人,他一定从未和左派有过密切往来,他也不是个思想家。”

“就像很多瑞士法语区人士支持贝当一样,布尔勒是个反共产主义者,”罗桑大学的名誉教授Hans Ulrich Jost写道,“1931年,他中断了德语区一家工厂的工人罢工,这一行为得到工会的支持。”

战时,他同德国的武器生意蓬勃兴隆,这同当时联邦委员会的政策支持分不开。

关于这段历史,Hans Ulrich Jost这样写道:“为了免受冲击,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向纳粹政府提供经济及财政服务。当纳粹的失败成为不争的事实后,瑞士政府放弃了布尔勒,令他成为名符其实的替罪羊。其他的十几位大产业家则免于遭受公众的责难。布尔勒发的战争财是其瑞士竞争对手Dixi公司的几十倍,这也是事实。”